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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中大学毕业生比例之高超出预期

A-A+2014年1月15日11:44中金在线评论

  另外有10人的父亲是中级干部,他们是陈宁宁、潘石屹(夫妇)、马化腾、朱保国、张涌、黄茂如(夫妇)、戴皓、黄怒波、张克强和刘长乐。虽然这些人的创业经历各有不同,但都很明显地受到其家庭背景的优惠。另一方面,即便将这些父亲是高级和中级干部的企业家算上,也一共只有12人,不到总体的6%。大多数企业家的父亲,如果是在党政军群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是基层干部。符合这一范畴的,有21人。

  爷爷辈的塞翁失马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只是考察父亲的职业,另外一些重要的家庭背景会被遮蔽掉。比如陈宁宁的父亲就曾是一名中级官员。但她更为重要的家庭背景,却来自于母系。她的母亲吕慧是原机械工业部部长吕东的女儿。而陈得以发家的钢铁进出口生意,或多或少也与这个家庭背景有关。所以,陈宁宁也可以视为高级干部家庭出身――事实上,陈宁宁在富豪榜上一直是与其母亲吕慧合并在一起的,而吕慧掌握着他们公司50%的股份。

  事实上,许多私营企业主的祖父辈都曾在社会主义时期之前从事商业活动,只是由于计划经济的引入,他们的私营经济活动被中断了,成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经理人甚至“普通群众”,有的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中国,尤其是对那些在民国时期曾是显赫家族或有“历史问题”的人来说,特殊的家庭背景或早或晚地给他们带来了政治上的压迫甚至灾难;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被中断”的背景反而变成了一种优势。

  荣智健的故事最为典型。如果只是考虑其创业时父亲的职业,他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出身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家庭。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的“民族资本家”。而在1949年之后,也很长时间被视为“红色资本家”的典型,受到党和政府的重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红色资本家及其子女,又开始了家族的财富积累过程。

  荣氏家族并不是唯一一个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开始”家族在大陆生意的“民族资本家”。在笔者的数据库里,虽然这样的个案只有1个,但大量公开的报道显示,未上榜的富豪还有很多(比如王光英家族、王征家族)。此外,虽然有一些人的祖父辈并没有荣氏家族那样显赫,但在1949年之前,也仍然属于富裕家庭。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故事可能要数陈丽华。满族人陈丽华,是正黄旗后裔,但读到高中便因家境贫困而被迫辍学,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宗庆后的故事则代表了另外一种类别:民国时期非共产党背景的公务员家庭。宗庆后的爷爷是张作霖的财政部长。父亲在国民党政府当过职员。1949年后,家庭非常贫困,父亲找不到工作,全家只靠做小学教师的母亲的工资度日。1963年,初中毕业后,宗庆后到一个农场工作,一直到1978年,33岁的他才回到省会,在一家校办企业做销售员。1987年,宗庆后带着两名退休老师,靠着“承包”校办企业经销部,这才走上了创业的道路。这方面的例子还有运良-华丰集团董事长任运良。

  知识就是财富?

  真实的最高学历有多高?

  在中国,一些精英虽然拥有“博士”头衔,却从没有真正地修过博士的课程。而类似MBA、EMBA这样的课程,则被认为更主要是一种“社交”手段。因此,笔者们统计了真实教育水平,也就是脱产接受的全日制教育。

  富豪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之高,超出了笔者之前的预期。有33.2%的富豪至少接受过全日制的大学本科或以上教育。如果将“大专学历”也算作大学毕业,则上升到50.2%。其中有17名富豪攻读了研究生学位,更有3人是货真价实的博士:邵秋根、张朝阳、施正荣。张朝阳和施正荣还是“海归”。大学生富豪里有40.6%毕业自“精英大学”,占到了全部富豪人数的20.4%。此外,“先驱”和“后来者”的学历有着显著差异。1992年之后创业的富豪里,大专以上文凭的比例(73.8%)要比之前创业的(42.4%)明显高出很多。

  父亲的职业不同,确实会对子女是否能够上大学产生显著影响。中高级干部家庭的子女12人,有9人上了大学。其中,高级干部子女里王健林虽然没有上“精英大学”,但那是因为他很早就进了部队,后来的大学文凭也是部队时在职读取的。但低级党政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没有都上大学,21人中,就有7人未能上大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文革”的冲击,一些干部家庭的子女同样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

  中产阶层出身的人中上大学的比例也较高。比如,城乡中产中的27人里,有12人上了大学。知识分子家庭的19人中,有15人上了大学,其中8人是重点大学。其中一些富豪的回忆告诉笔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对教育重视的结果。

  与许多人设想的不同,也有相当比例的工农子弟上了大学。比如,城市工人家庭出身的26人中,有12人上了大学,占46.2%,其中有4人上的是重点大学。农民家庭出身的58人中,有16人上了大学,占27.6%。正如其他关于教育分层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出身相对低下的人当年能够考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高考制度还比较公正的结果。

  专业对口重要吗?

  “大学生富豪”里,理工科占绝大多数(约60%):有7人学习理科(其中6人学医或学药学)、49人学习各类工科(其中1人军校,12人学习计算机或电子类专业,6人学习生物、生物工程或化学工程类专业,2人学习建筑学类专业,26人其他工科专业)。第二大主要学科是社会科学类,主要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共21人(其中包括了金融财政类、经济学、经济管理类);另有两人学习社会科学,其中1人法学(修涞贵),1人国际政治(叶澄海)。最后是人文学科,共14人,包括中文、哲学、外文、美术等。这种专业的分布与1980年代的“工程师治国”的氛围是吻合的。

  富豪创业的初始部门与其所学专业越接近,说明其所学的专业文凭在其致富中的作用越直接。可以发现,理工科毕业的企业家的创始部门,大多数与专业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这在计算机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计算机-电子类专业毕业的12个人中,除3人创业于房地产业、1人创业于批发零售业之外,另外8人的创业部门均为计算机相关行业,且至今都以此为主营业务。

  医药行业的专业对口也很明显。6人中,有4人从事医药制造业,只有1人从事房地产业,还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但生产的也是医疗设备(明金星)。因此可以认为6人中有5人都在从事医药相关类产业。此外,其中有一人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头衔(吴以岭)。可见这个行业对“技能”的要求。

  农学与初始行业的关系也很密切。4人中,1人从事装备制造业(农业机械),2人从事食品制造业,1人从事木材加工业,均为专业对口。

  生物化学类也是如此。6人中,除1人从事批发与零售业以及1人从事商业服务业(唐万里)之外,1人从事食品制造业,3人从事医药业。也是高度的专业对口。

  相反,学人文、经济、管理的企业家的创业部门,大多与所学专业的联系并不紧密。37名这些专业毕业的企业家中,几乎没有从事与本科专业相关行业的。例如,学习人文学科的15人中,有1人从事装备制造、1人从事建筑业、1人从事计算机、1人从事批发零售、1人服务业、1人制药业、3人从事批发零售业、6人从事房地产,非常地分散。学习经济和管理的21人,3人食品工业、1人装备制造、2人计算机、1人住宿餐饮、1人商业服务、1人石化业、5人批发零售、2人金融业、5人房地产。与专业最没关系的,是房地产业。有21人的创业部门是房地产业,其中仅有1人学习的是建筑学,而学习人文学科和经管类学科的,则分别有6人和5人。

  通过上大学进入体制内

  本科专业与初始职业之间看似没有联系,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可以通过“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得到解释。事实上。本科所学专业与创始部门之间的关联,即便是“强关联”,很多情况下毋宁说是与创业前最后一份工作之间的强关联;而创业前的最后一份工作,往往与创业的部门之间存在强关联。比如,学医的明金星,1980年毕业于山东省医科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当了12年医生后决定下海。1993年他成立了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从欧洲进口二手医疗器械,经由香港倒卖给国内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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