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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高校开设生死课:公开讨论死亡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3年12月25日【评论0条】字号:T|T

  哲学教授王一方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教书。这学期一开课,他在台上提问:“我今年55岁,你们今年25岁,你说咱们比起来,谁离死亡更近?”

  台下近200张年轻面孔看着已经谢了顶的教授,哄笑一片。“你们都笑了。我比你们老,好像我比你们更接近死亡。”王一方接着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

  这是一堂主题为“死亡”的课程。在这里,没有一味地抹眼泪,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恐惧,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回避的节目,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

  事实上,“死亡课”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微博],在香港中文大学[微博],以及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不同背景、不同肤色、不同性格的老师站在学生面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述着“死亡的意义”。

  “我们在课堂上会传达关于死亡的不同观点,希望引起对平时不怎么会去思考的话题讨论,让同学去反省当下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死亡课”的陶国璋教授说,“关于死亡,我们没有正确答案。其实死亡没有什么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我希望,在课堂上讨论了这些故事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那么少

  在所有的“死亡课”中,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他的课程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

  “我本来从没想过要开一门关于死亡的课程,但是我发现,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只有教堂和医院。”卡根说,“这太荒谬了!渐渐地,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变得同质化,它变得只跟上帝有关,只跟医学技术有关,但是抛开宗教和医学,死亡究竟是什么,我们居然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讨论,这让我很不满意。”

  于是,卡根开设了这门叫做《死亡哲学》的公共选修课。上课的时候,穿着牛仔裤和球鞋的他不准学生管他叫“卡根教授”,他喜欢学生叫他“雪莱”,他还喜欢像参加聚会一样,盘腿坐在讲桌上,跟学生们分析死亡。

  “我是个哲学家,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呃,坐在这里跟你说话。” 卡根盘着腿坐在讲桌上,摊着手说,“你不要跟我讨论社会学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也别跟我说美国的殡葬业有多暴利。反驳我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或者‘神是这样安排的’。在这间教室里,我们只讨论死亡的哲学话题,用哲学的方式。”

  北京大学的王一方在网上看完了卡根的课程录像,感受简单而强烈。“太长了,太学院派了,太像个哲学家了。”他总结说,“这法子不太灵。”

  在他的“死亡课”上,他曾经邀请儒家学者来讲“孔子的死亡观”,为了讲得有深度,他还特意请了一个“特别有名头的哲学家”。结果,台上的哲学家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台下的学生安安静静,下课后王一方一打听,“都没听懂”。

  “死亡教育是一颗发苦的可可豆,你叫人吃苦,他是不会吃的。我们只能加点糖、加点奶,搅拌搅拌,把它做成巧克力,人们才会愿意吃。”王一方说,“只要让人们吃下这颗巧克力,他们就会自己去体会里面苦的味道。”

  不过,虽然也想跟卡根一样,开一门独立的“生命哲学”课,但现在的王一方,身份其实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他给本科生开的那门课,叫《自然辩证法》,给博士生开的课,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按照教学大[微博]纲,他应该在课堂上按条目讲解“自然观、世界观、价值观”,不过热衷研究生死话题的他,每次上课都要“偷偷运点私货”。

  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他讲的马克思不是那个“恨不得天天指点江山的高大伟人”。“马克思是个病人,你知道吗?”王一方说,“他不仅是个病人,还是个病人家属。”

  这个做医学叙事学分析的老师翻出来马克思的私人书信,有理有据地分析着: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儿去世了,自己还落了一身病,抽烟酗酒又熬夜,又得肝病又犯痔疮,一辈子没有几天清净日子,天天跟死亡做斗争。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借钱治病,往往他大费周章寄信过去,只是为了提醒恩格斯还他2英镑的稿费。

  “第一堂课讲完马克思的死亡观,后面基本上就没人逃课了。”王一方笑道。

  这个时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教授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20多年。他课上的学生比王一方的更年轻,大都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你们才这点年纪,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跟其他死亡课老师不太一样,陶国璋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7岁的时候就患上肾病,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被疾病折磨许多年,“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声招呼”。

  因为生病,陶国璋常常一个人在医院养病。在那时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直到现在,碰到跟死亡有关的新闻,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不能放弃。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回到学校教书,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对价值有一种失落”。他们动不动就放弃,有的因为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有的没读完大学就坚持要退学。

  陶国璋说,年轻人的放弃让他很担心。“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他说,“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于是,陶国璋在统共13节的死亡课里,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

  “宗教对于死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在通识课讲死亡,我还是更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思考。”陶国璋说。

  在复旦大学,同样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胡志辉,开了一门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课程。2005年开课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过来问:“什么叫生命教育啊?”

  胡志辉说,他追求的是“生命化的教育”。他上课的方法很特别——学生做主导,由他们自己去挑,要讲什么话题。

  在几次课上,学生主动提出,聊聊死亡。在一个坐了20人的小教室里,学生们自己站起来讲讲,自己生活中曾经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杀,同学跳楼,亲人辞世。

  “在我的课上,我不讲理论,主要让学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经历。我觉得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在这样的课上,我们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看到人性的丰富多彩,相互分担。”胡志辉说,“这样不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告诉你该如何承受死亡,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多点对生命的理解。”

  尽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讨论还是略显单薄。虽然胡志辉也想多讲讲关于死亡的话题,但是由于他的课程奉行“学生主导”,所有话题都是学生选择的,所以,超过一半的话题都是“爱情”,只有星星点点的几节课在讨论“死亡”。

  “看来,爱情比死亡更坚强。”胡志辉调侃地说。

  失去了让死亡“脱敏”的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对生的恐惧

  王一方也喜欢让学生自己讲故事。比如讲到人类学视角下的死亡,他就会请农村来的同学,给大家讲讲村里的死亡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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