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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反贪硕士”:能否承受期望之重?

来源:新华网2014年1月23日【评论0条】字号:T|T

从李鹏鹏租住的平房到他工作的门头沟检察院骑车大概需要30分钟的时间,在这段路程的最后可以看到宽阔蜿蜒的永定河,李鹏鹏说他很喜欢这里的环境和他的工作。

时间往前推5个月,李鹏鹏和他们班的29位同学穿着硕士服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中耍宝逗笑,拍照留念。除了“毕业生”这一名字,他们还有一个更引人注意的名字—“首届职务犯罪侦查班毕业生”,也就是“反贪硕士”。

2010年人民大学法学院设立了这一全新的研究生专业方向,三年之后,第一届学生顺利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而2013级新生们也已经走进了这个特殊的课堂。

职务犯罪侦查班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反贪硕士”们的学业、就业和工作如何……

戴着特殊班徽的研究生班

“第一,学生在校期间不得给老师送礼,逢年过节只能以短信、电邮和明信片的方式祝贺;第二,学生在校期间不得请老师吃饭,如果师生共餐,一律由老师买单。”如此明确严格的规定是何家弘在2010年9月21日,第一届职侦班开学典礼上与30位新生的约定。

何家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职侦班的发起人。

除了班级内部的这一章法,“上课及在校园都要时时佩戴班徽,做文明行为规范的楷模”,这也是何家弘“约法三章”的内容。

“上面写着一个‘侦’字,字下一行小的‘职务犯罪侦查硕士第一期,据李鹏鹏介绍,这是他们第一届职侦班共同商讨、共同设计的成果,侦’字既说明了我们班级的专业特点,同时也代表我们以后职业的追求吧。”

校园中,佩戴班徽,禁止请客、送礼,这些成为这一班级有异于其他班级之处。“反贪硕士班”这一特殊的名称,又将这个班引进社会公众的舆论热议之中。

在校内和校外双重的关注之下,职侦班的开学典礼顺利而隆重地举行,我国首届职侦班正式成立。

职侦班考进来了一位“学神”

“备考时看到人大设有职务犯罪侦查专业方向,就觉得是特意为我设置的”,从小就有“检察官梦”的陈海生二话不说就报考了人大的法律硕士。

陈海生的父亲从警30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从小他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使命感,“那时候觉得能大过警察的好像就是检察官了”,陈海生笑着说。

对法学感兴趣、立志要做检察官,从职务犯罪侦查班的第一届到2013届,这是记者采访中遇到最多的对“为什么选择这一专业方向”的回答。

2013年法律硕士的全国联考,陈海生以全国第二的高分考中人大法律硕士,这也是新一届职侦班的最高分。

“他已经不是‘学霸’级的了,他是‘学神,这个评价来自和陈海生一同进入这一班级的同学万年帅。

万年帅是2013届职侦班公开投票选出来的班长,当初选择这一专业方向,他想得更远:“反腐、反渎,社会的关注和国家的需求都比较大。如果能将个人的想法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价值。”

不管是为了自己儿时的梦想,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走到了一起,进入了这一颇有名堂的班级。

问题犀利的专业面试

进入这一班级并非易事—除了全国联考,还要经过人大法学院的专业面试。

“为各级检察机关培养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的专业化人才”,这是职侦班的培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人大法学院从学生的选拔上开始把关。

人大法律硕士有10多个方向,秋季开学后,新生根据自己的志向选择专业方向。

“职侦班的选拔尤其严格,因为人大这个专业比较有特色,知名度很高,每年报这个班的人也非常多”,陈海生感慨说,“考核中的面试环节老师的问题都很难回答”。

陈海生说,面试中,老师基本上对每一位考生都会提出同样的一个问题:怎么把你本科专业和将来要进行的工作结合起来?

这个问题让学日语的陈海生思索了半天,他回答道:“现在国际化加深,各国检察机关的合作和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不想自己的话还未说完,就被老师打断了,“不要说这些,简单来说,就是你面前有一个犯人,你怎么运用自己所学把他拿下?”陈海生听罢又一阵犯难。

“可能老师更看重个人潜能吧,答案不是那么重要”,陈海生说。

反贪形势需要职侦人才

学生选拔很重要,培养机制更重要。职侦专业,国内外大学都有先例,并非人大首创。何家弘将其作为一个法律硕士培养的新专业方向,更多的是“形势所迫”。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去年10月22日向全国人大作的反贪污贿赂工作报告称,2008至2012年,全国查处的受贿、行贿犯罪人数比前五年分别上升19.5%和60.4%,5年间全国查办超15万件贪贿案,其中有32名省部级高官落马。

这组数据一方面说明了国家在反腐方面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反腐形势的严峻。

“由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特别是犯罪主体的特殊性,侦查职能有专业化的趋向”,何家弘认为,国家如火如荼开展的反腐工作需要专业人才,高校的法律硕士培养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在最高检挂职两年检察厅副厅长期间,深刻感受到在职务犯罪侦查方面缺少理论与技能兼具的专业人才,以及缺少一个有针对性的、系统的、完整的培养人才的 模式”,何家弘挂职的两年时间,让他这一想法更加明晰和坚定,他认为,若能结合司法实践丰富的检察机关和人大法学院教学资源与师资力量,将有助于专业法学 人才的培养。

校外导师授课没有敏感内容

反贪总局局长徐进辉、副局长马海滨、孙忠诚、王利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高保京,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杨迎泽……职侦班的学生除了 有法学院的老师作为校内导师之外,学校还聘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荐的8名有着良好声望和丰富实战经验的业界翘楚作为职侦班学生的兼职教授,双导师共同指导研 究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这就是职侦班所采取的“双导师制”。

“但是,我们和校外导师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和频繁,因为他们自身的工作已经十分繁忙,抽出时间来学校为我们上课已经很不容易了”,第一届职侦班毕业生魏佳明,现在门头沟检察院工作,他说,有的校外导师可能一学期只来上一次课,也只有三个小时。

除此之外,魏佳明说,“校外导师给我们上的课也没有什么敏感内容,几乎不会涉及在办的案件,他们很多时候还是以讲解理论为主。”

去年秋天入学后不久,万年帅就幸运地被导师选进电子证据教研室。在教研室里,他将学习电子取证,这是非常新的一项专业和技术。

负责电子证据教研室的刘品新教授是国内这方面的专家,他也是职侦班的班主任,万年帅因为本科期间取得了计算机三级证书,所以入了刘教授的“法眼”,成为最终5人中的一员。

让万年帅最感兴奋的是,在电子证据教研室学习,还有机会对外承接一些案子的鉴定,“这也很好地体现了职侦方向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比如说前段时间游戏私服的 案件,老师会带我们一起做”,万年帅说,“平时我们都是传帮带的,会有研三的学长学姐们带着我们,指导我们的学习和实践。”

职侦班的课程特色还体现在学校为他们开设了职务犯罪侦查学、职务犯罪证据学、职务犯罪侦查实务、职务犯罪侦查技能等有这一专业特色的课程,除此之外,组织学生到检察机关进行3至6个月的实习也是这一班级的一项重要“课程”。

这一专业对学生的考核也更注重实务,该专业2011级学生周蔓仪说:“物证技术的考核就要求同学们在课下独立完成一套包括指纹鉴定、笔迹鉴定、印章鉴定的试卷。学完电子取证后,同学们被要求用所学技能和软件分析由另一个班同学埋下了陷阱的电子数据,找出其中的问题。”

“反腐硕士”们 能否承受期望之重?

“有次坐地铁正好看到车厢电视中播了一条关于我们专业的报道,坐我旁边的两个男生就开始议论起来”,吕凡讲述了她的一次经历,“他们言语中对我们这个新专业冷嘲热讽,我实在忍不住就告诉他们‘我就是这个专业的’,没想到这两个男生回敬我一句‘那中国反腐就靠你们了’。”

听完,性格直爽的吕凡竟然一时不知怎么回应。

“其实,这就是法学下面一个新增的专业方向。”万年帅觉得被称为“反贪硕士”,好像顶了一个光环在头上,像是被他人贴上了“标签”。

对于这一新生专业,网上不乏对这一专业促进反腐局面的改观所抱有的高期望。但也有不少质疑声:“靠硕士来反腐能行吗?”、“这二十几个人能有多大能耐?”

“如果进入检察院,我们的确是干的反腐的工作,这也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初衷”,彭映雪说,“但是公众那么高的期待也是我们所不能承受的。”

自打这一专业方向被媒体冠以“反贪硕士班”之后,何家弘对这一称谓也颇为无奈,他说:“这项研究生培养方案的改革只是为了培养社会需要的实务型人才,并非要对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产生影响。”

“如果我培养的学生里面出现贪官,这个不奇怪。”

公众的期待沉甸甸,对这一专业方向能否实现培养目标、能否推而广之的疑问同样沉重。解答这一疑问的是招生和就业。

“这确实是国内首创,而且很可能为实务型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这是何家弘在职务犯罪侦查班开办之初的预言,但是,据统计,连续四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这一专业方向(法律硕士)的招生上基本没有变化,除了第一届的24人,接下来的三届都为18人。

就全国而言,目前在硕士生培养阶段开设这一课程的学校只有人大。

不管怎么样,“反贪硕士”这一名号已经打响,更何况已经有14人头顶着这一响亮的名字走进了检察院。与其纠结这一名字,这一专业方向的就业问题更值得探讨。

14个人多不多?以北京市为例,根据报名人数和录取计划,2013年北京市公务员[微博](微博)的录取率为16.9:1,和这一数据相比,第一届职务犯 罪侦查班的公务员录取率接近2:1(15人中,有5人考中其他省份公务员),但是,这一数据在“为各级检察机关培养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的专业化人才”之下, 是否还是一个很高的数据呢?

“这一届学生还不错,都找到了他们满意的工作”,何家弘说。

作为职侦班的班主任,刘品新表示有压力:“以后学生的就业是朝向哪个方向?他们会不会做得比别人更好?这个改革有没有样板作用?一直是我们所担心和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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