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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人把脉中国电影:不是有郭敬明 是没李安

A-A+2016年10月22日09:14新浪娱乐评论

  新浪娱乐讯 10月21日,第一届中国电影投资高峰论坛在海口观澜湖举行。导演冯小刚、陈国富、何平、文隽、孙周、李杨、金成洙,编剧束焕、芦苇、汪海林、董润年,电影公司大佬王中军、王中磊、江志强、王长田等出席活动。

  多位电影人就“商业环境中电影的艺术追求和文化责任”展开讨论。导演何平指出现在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文化特质,他痛批了项目经理型的导演;冯小刚表示自己拍《我不是潘金莲》是一次逆流而上,他提出导演的工作就是不跟随潮流;编剧束焕认为中国电影是在讨好观众,越来越没有底线;陈国富发问到底什么是观众,他指出电影人进入了一个把观众想象得愚蠢而没品位的误区;汪海林透露如今的编剧都在和会计聊剧本,电影公司丧失了创新的勇气;文隽分析了国庆档的市场形势,再次提出电影分级制的必要性;导演孙周则认为,在资本市场出现追赶潮流、迎合观众的情况并不奇怪,他还肯定了郭敬明[微博]是一个爱电影也在认真做导演的导演,但中国电影的问题不在于出现了郭敬明这样的导演,而在于没有产生更多的李安。

  第一问:中国电影问题的症结是什么?

  何平:中国电影的问题就是没有文化特质,变成了服从规则,服从市场的规则、投资人脑袋里的规则、营销公司的规则,创作人变成了规则的执行者。我要批评圈子里项目经理类的导演,他们变成了规则的执行人,离开了自由创作最根本的东西。

  如何在商业背景下坚持我们的文化特质是值得讨论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创作人有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一个好的创作人要有自己基本的世界观,我们不是其他世界观的执行者。现在很多作品我不认为创作者和制片人有自己的世界观。

  孙周: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到同一个题材,第一个反应都是这个卖钱。资本市场唯利是图,这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在文化这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坚持中国导演的风貌,在这样的环境里确实是我们要去想的。前一阵子我们在讨论《小时代》,郭敬明的这些片子,我很认真地去电影院看过,我发现他在做电影时很认真啊,我不认为他不爱电影,我觉得他很爱电影很认真,从第一部到第三部他的变化非常大,电影学校刚毕业的不一定就比他强。在现在一个环境里产生郭敬明很正常,我们应该问这个时期为什么不能产生李安这样的导演,这反而是不正常的,更多的问题在这里。

  束焕:有一段时间我们关注小镇青年,关注三四线城市青年,但我去发廊理发,发现质量很差的电视剧他们都看得很高兴。冲着这部分观众,电影质量会越来越差,越来越没有底线。大家都在聊怎么样才能迎合潮流,讨好观众,我成了特别主流的声音。编剧界一直在声讨郭敬明,因为他抄袭,但是他有很多粉丝,粉丝会形成舆论,而且他赚钱了。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氛围,让人觉得这是对的。最近郭敬明不太淡定,可能是因为他的票房不太好。票房的成功可以让他藐视一切,包括行业的操守。

  汪海林:为什么我们的资本在选择我们看来最low的剧本?以前我都是面对导演谈剧本,这些年我是面对会计谈剧本,各个公司都是跟我算账,问预估票房是多少,有时候算完说肯定不赚钱,就不上了。现在我们在用财务思维做电影,很多公司都这样。我知道上市公司有财务压力,这往往是大的电影公司很大的危险所在,丧失了创新的勇气。很难得像华谊兄弟[微博]会拍《我不是潘金莲》这样的影片,这些本身是有电影的价值的。

  从剧作的角度来讲,现在导演害怕市场接受不了,怕中国观众看不明白,要求剧作越来越简单化。迪士尼的片子都是两套反派阵容,针对青少年儿童的结构尚且如此复杂,我们的剧作结构反而越来越简单。这种情况不能完全怪编剧,投资人要敢接受复杂的。

  第二问:迎合还是逆流?导演怎么做?

  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完全不在潮流里面,当初和中军中磊商量这个电影,他们俩都是毫不犹豫的。我们一起做电影,有过几次这样的情况,《集结号》,《1942》,《我不是潘金莲》,这些都不是流行的题材。但是我们现在尝到了甜头,我们原来要在国庆档上,我们发现《我不是潘金莲》首先占了一个优势,它不是同质化的,不和任何一个题材撞车,我们是独树一帜的。在这上面我们有心理优势,选材上的优势,这其实是一种胆量,一种对市场的所谓远见。

  我希望电影的创作人员,能够更多的去想我能给大家一些什么,是过去没有的。今后的潮流会越来越快,所以必须不跟着潮流走,这是导演要做的。算计哪个更赚,这是制片人去想的。导演编剧就是要想和大家不一样的。

  束焕:我同意小刚导演说的,去引导观众,甚至冒犯观众,坚持自己的东西。

  何平:现在规律有点反了,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我觉得所有成功的经典电影,都是以它的独特性诞生,有一帮喜欢它的人,找到了它在市场上的出口,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好的电影并没有被用最好的方式推广到市场上,建立起观众的审美。现在的电影都在拉低观众的审美,就在死的边缘了。

  李杨:现在中国电影虽然票房很高,发展很快,但是确实到了一个关口。一方面逼得何平导演把自己作品的链接放在网上,另一方面所谓ip又蓬勃发展,甚至有电影大老板说不需要导演了。不管是多么高科技,李安的120帧还是张安的260帧,都离不开讲人的故事。世界怎么变,只要人来存在一天,就离不开人的故事。只有人的故事能打动观众,这才是真正的潮流,并不是几个鲜肉在那里站一站就可以。扎扎实实把我们中国故事讲好,这样才不会同质化。小刚导演拿了一个国际大奖,用一个讲中国的故事,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这提醒我们要踏踏实实讲中国人的故事。

  第三问:迎合的是谁?观众到底是什么?

  陈国富:我们在考虑商业行为时,总是在假设观众,但是观众在哪呢?是谁呢?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制片人,就真的掌握了观众的观影习惯吗?我们在开发项目的时候,总是不断地提到观众,说最近的观众有个什么取向,但是没有一个观众可以拿来参考。

  我们进入了一个误区,或者说陷阱,我们总是把观众想的比我们愚蠢、比我们没品位、比我们好糊弄。你以为你懂观众,你其实是有一种傲慢的,有一种凌驾于上的感觉。我习惯把观众想象成和我一样的要求,不管是对于剧情还是对于表达的手法啊,或者对于细节的规格,有的时候我会把观众想的比我更有要求。

  汪海林:我反对只针对年轻人拍电影,我们国家的60后70后生育高峰有2亿人,90后是1亿人,00后更少,我们现在针对人最少的群体拍电影,这非常危险。我的父母七八十岁了,他们每个月看一场电影,我们要保护他们,要把他们留住。希望我们去拍全民电影,不要只拍小孩电影。

  百花奖向粉丝低头是不可理喻的,小鲜肉有他存在的价值,但是卖肉的市场和我们的是两把事。大公司要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和品格。美国今年才给小李子最佳男演员,就是因为人家有一个专业标准,不是按照粉丝,不然人家十年前十五年前就可以拿奖。我们的坚持不够,很多情况下我们在放弃。

  第四问:如何看待今年电影市场大盘下滑?

  文隽: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没有放在国庆档,我第一个微信就发给于冬了,说你们《湄公河行动》肯定是最大的得益者,果然《湄公河》成绩最好。这次国庆档四大片是四个类型的,有动作片,还挂上主旋律,但是我们香港导演怎么会拍主旋律呢,不过是拍成商业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典型的爱情片,两部片子分别拿下了男女观众。郭敬明的是粉丝电影,他的基本盘没错,他其实也达标了。王晶[微博]的喜剧,如果不挂上王晶的名字,估计能多卖一个亿。前两年的《心花路放》做的好也有八九个亿,但是王晶做得不怎么样。所以今年的盘比去年低,因为喜剧的部分失误了。

  何平:最大的塌陷不是在市场,市场可以拯救,最重要的是没有文化。

  第五问:欧美日韩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何平:好莱坞的作品为什么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它有一个最让我们嫉妒、我们做不到的就是,好莱坞的团队来自世界各地,有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所以他们的产品自然而然带有不同文化基因,他们文化方面的DNA很多样化很全球。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负载体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我们要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文化特质保持最好的是日本电影,始终坚持这一点,而且有传承,不管现在多么年轻的导演都会坚持。韩国这两年学习好莱坞,在坚持方面越来越不行。

  束焕:在我看来韩国电影超过了日本电影,因为类型特别清楚,对观众的吸引力也特别明确。韩国导演在关注观众对什么不满,在找他们的痛点;而我们似乎总在讨好观众,生怕观众不高兴,把观众求进电影院。有了这个心态,电影质量会越来越下沉。

  好莱坞电影就两个核心,一是我是谁,每个人在找自己,逼着你写人物。二是爱拯救一切,这是三观问题。我们要先解决三观问题,比如对于资本对于票房对于钱什么态度。

  文隽:好莱坞有《变形金刚》也可以有伍迪-艾伦,这是分类。向好莱坞学习,起码有好几种类型在审查方面要开放。惊悚片犯罪片情色片的审查,中国市场要想进一步的话,在审查方面必须有分级制度。

  冯小刚:远的不用学,咱们先学学近邻。我和韩国团队合作了三部片子,他们做的爆破、地震这些安全性极高,可操作性极强,而开出的价钱只有好莱坞的五分之一。中国现在说什么都是电脑特效,如果全是电脑特效,是很假的。(杨晋亚/文 张大伟/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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