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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谈:自己越来越像父亲

A-A+2014年6月25日10:47北京青年报 评论

白先勇与父亲,1963年1月在台北松山机场留影白先勇与父亲,1963年1月在台北松山机场留影

  白先勇说,愈到晚年,发现自己跟父亲白崇禧越来越像。“从前还不太觉得,年纪大了才发现,咦,怎么越来越像爸爸。他做事常常锲而不舍,不做成不罢休,很少说半途而废。”

  这些年,白先勇确实如此,做昆曲如是,写父亲亦如是。继《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之后,白先勇马不停蹄又带来一本有关父亲的新作《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之所以有此书,是因为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受蒋介石委派,白崇禧赴台湾宣慰,处理善后事务。

  “关于我父亲,有太多的话想说,怎么写都写不完。”白先勇长叹道。

  李欧梵先生用三个梦来概括白先勇的一生:《台北人》的文学梦、《牡丹亭》的青春梦,现在他还正在做着“父亲”的民国梦。梦正酣,尚未醒……

  有梦的人常常比较容易幸福,77岁的白先勇身体里藏着的还是那个当年趴在钢琴上,手执一杯曼哈顿,纵酒欢歌的年轻人。讲起话来两眼放光,说到兴起处从沙发上立马直起身子,用手不停地拍打膝盖。说到动情处,他的手指则在腿上轻点,就像在弹奏一首钢琴曲。

  和白先勇聊天总是从下午开始,多少年来他形成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晚上读书写作,一直到天亮,上午是他的“夜晚”,“晚上很安静,我的书大部分都是晚上写出来的。”

  话题一般是从“父亲”开始,以“文学”结束。儿子写父亲难免有些“不客观”,他说,“人之常情,我不为我父亲说话,我为谁说话?”……隔了半晌,补充道,“但史料都是在的,我不是凭空瞎写。”——文学还写不写?一只手重重落在腿上,嗓音提高八度,“有的!有的!一本一本来嘛。”

  谈父亲

  很多人说我为我父亲讲话,我不为我父亲讲话,我为谁讲话?

  北青报:我们都知道您刚刚出版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还正在写父亲的传记,为什么要单独出版《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

  白先勇: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史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多少人因此丧失生命,多少心灵受到创伤,多少家庭遭遇不幸。在我看来,1947年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不仅是台湾史上,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1894至1895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台湾人民是这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1937至1945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战争,大陆人民丧失上千万生命,亦是最大的受害者。而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两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残杀起来,留下巨大的创伤和难以弥补的裂痕。对待如此严重的历史事件,当务之急,是把当年的历史真相,原原本本彻底还原。只有还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后达到谅解。

  北青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

  白先勇:二二八发生的1947年,我当时还住在上海那栋洋房里养病。不过碰巧的是,陈仪在派去台湾之前,是我们的邻居。他的日本太太我每天看到,那个时候房子很奇怪,栏杆有很大的缝隙,能够看见对面的。

  我是1952年从香港到台湾来的,离开二二八事件不过五年,所以他们记忆犹新啊。当时我15岁,在建国中学读书。我念中学以至上大学的年份里,常常遇到老一辈的台湾本省人士对我这样说:当时要不是你父亲到台湾来,台湾人更不得了啦!我父亲过世的时候,上千人来祭悼,很多人都是我不认识的,扶老携幼,可以看出台湾人民对他的感念。

  北青报:这本书和《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不同的是,你是和廖彦博一起合作的,主要的部分由他书写,而您则负责与一些当事人的口述部分。

  白先勇:虽然我因为撰写父亲传记,涉猎过不少有关二二八事件的书籍,但我本身未受过史学训练,搜集资料,取舍分析,对我来说,是一件吃重而不讨好的工作。幸亏我找到合作对象,青年历史学者廖彦博。他这篇长达160余页的论文,考核翔实,观照全面,是迄今为止对父亲来台宣慰这段关键历史最完整的一则文献。

  书中第二部分是口述访问,由我亲自主导。我一共访问了六位人士,六位受访者从各种角度切入,让父亲宣慰台湾这段历史不仅只存于文献记载,也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比如萧锦文,他已经被推到大卡车上,往刑场枪决。可是卡车走到一半,又折回头,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过一劫。萧锦文后来出狱后,舅舅邓社长告知,是父亲那道“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千钧一发,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我访问萧锦文时,他已88岁,提到这段往事,仍十分激动,他紧握住我的手,颤声说道:“是你父亲那道命令,让我多活了66年!”

  北青报:改变写作的方式是不是您从《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就感觉到了一种历史写作的困境?事实上那本书出来以后,也有读者有一些不同意见,认为有些“文过饰非,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白先勇:很多人说我为我父亲讲话,我不为我父亲讲话,我为谁讲话?很多事情他不晓得跟我讲了多少次,我知道他的看法。当然其中必然有个人的看法,但都是凭史料,没做过的事情我不会讲,尤其这本书,在台湾非常敏感。

  北青报:作为一个父亲,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呢?

  白先勇:我父亲虽然很威严,但他能够讲理,你可以说服他。当初我从台湾成功大学水利系考台大外文系的时候,当时家长肯定不会同意的,会被骂死的,但我父亲没有生气。人各有志嘛,他年轻时不也一样?

  谈文学

  文学和历史我都喜欢 有时候文学的影响比历史还要紧

  北青报:有评论家说,《台北人》以文学的方式写历史,《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则是直接用历史的方式写历史,您自己有意识到吗?

  白先勇:文学的作品都是在潜意识完成的,但背后那个历史架构在那里。我在《台北人》的卷首引用了乌衣巷那首诗,有民国的那个东西在那里。

  北青报:您更喜欢哪一种写作呢?

  白先勇:文学和历史都要紧。文学当然对我来讲是我的志业,有时候文学的影响比历史还要紧,我的《台北人》肯定比《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卖得多,不停地重印,别人对我的印象都从那里来的。但是历史可以反观当作文学的注解,你如果把两本书合在一起看,可能就更了解了,有人说真相大白,当年为什么那样写,原来我心中还有历史的意识。

  北青报:嗯。确实很多人现在都会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来为《国葬》和《梁父吟》当注解。当时写父亲和今天写肯定是不同的?

  白先勇:几十年前要写历史,还没到那个程度,历史需要在一些人生凝练以后。文学比较直接一点,感性一点,历史比较理性,有根有据。感性还是理性,其实两个我都有,我喜欢看《史记》,看历史、传记这些东西。

  北青报:你曾谈到在“五四运动”一百年的时候,希望中国能迎来又一次文艺复兴,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现在你看到这样的苗头了吗?

  白先勇:难啊。这个要命啊,但不能不做啊。我的昆曲就是一个实验,脱了九层皮,累得我啊。人家说你干吗啊,其实这等于是一个事业,一个载体,我试试看,我们的古文化还有没有。昆曲给我很大的信心,我们的古文化给它适当的养分,它可能把我们过去的源头跟现代接起来,重新“回春”。

  再往深层看,我们很多问题出来,都是文化问题。我们文化的传统支离破碎,所以这个不对,那里也不对,21世纪对我们这个民族很重要,能不能复兴就在此一举,需要全民的共识,我们都有这个心,我想会成的。

  北青报:我记得您曾经谈到过在创办《现代文学》这本杂志时的背景,有一点对“五四”时期文学腔调的不满?具体指的是什么?

  白先勇:五四以来,那个时候白话文还不是很成熟,常常受西方翻译的影响。那个年代的白话文创作的确很多很幼稚的,比如说巴金早期那些,郭沫若早期那些。巴金后来写得好了,《寒夜》就很棒,那个时候白话文有点文艺腔。

  北青报:但您喜欢鲁迅?

  白先勇:鲁迅厉害了,很老练。他40岁才开始写,而且别忘了,他虽然是反传统的,但他自己古书念得很多的;他也很奇怪,创造出自己的文体,还蛮有味道的。《红楼梦》那个传统才是正宗的,还有三国、水浒、西游、儒林外传,我们把这个丢掉了,现在写小说的人要先看这些,不看这些不行的。现在年轻人不太爱看大部头经典,爱看连续剧,但是文字也要紧的,所以我虽然已经退休了,还被绑回台大教《红楼梦》。台湾的大学生也不耐烦看《红楼梦》,我说不行,这本天书要看的,从头看到尾。

  北青报:在大陆也是这样,上次做过一个调查,死活读不下去的文学名著,《红楼梦》居首。王蒙先生就很生气,他说连《红楼梦》都读不下去,是中华民族读书人的耻辱。

  白先勇:我同意。怎么会这样?我以前讲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一种是没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现在我要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红楼梦》的,一种是没看过《红楼梦》的。

  北青报:现在出版的新的文学作品你都看吗?比如台湾更年轻一辈的?

  白先勇:我都看的,那是一种新的风格。大陆的我也看的,韩寒我也看的,再年轻一些的就看不过来了。据说你们这边每年上千本小说,看不过来的。

  北青报:有您比较喜欢的吗?

  白先勇:我还是比较喜欢中生代的那批作家,莫言、余华、贾平凹、苏童、王安忆他们这一批。

  北青报:对于这批作家,似乎现在有一种现实焦虑症,读者也习惯性地批评说现实太精彩了,作家在这个荒诞的现实面前输掉了修辞?

  白先勇:作家现在确实需要一种特别的形式来表现现实,现实确实变化太快了。这三十年,可能在人类史上也没有这么大的变化,目不暇接,不怪作家赶不上这个变动。以前我们讲记忆,现在写一个城市的东西,过两年就不见了。北京,我来过很多次,好像过几年就是一个新城。

  这种情况下,作家要自己想办法。我的看法是,文学是写人性人情,人性人情是不变的,除非哪天发明一种药,人变成外星人了。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抓住永恒的东西来写,总是会触动人的不变的东西。最近,我的小说《孽子》在台湾改成舞台剧,轰动得不得了,观众哭成一团,连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自己写的东西,自己也掉泪,真要命。我想,那就是因为它里面抓住了一些不变的东西——人伦。

  谈两岸交流

  文化是两岸交流最大的公约数 《甄嬛传》看得疯掉了,我也看,好看!

  北青报:您曾经说文化是两岸交流最大的公约数?现在两岸的文化交流您觉得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白先勇:文化是两岸之间的一种共识。不是政治,经济,利之所趋。文化上,两岸、全世界的华人、中华文化、文明都是共识,真的要努力复兴我们的文化,有可能的。青春版《牡丹亭》成功的意义在哪里?那就是两岸合作的一个大文化工程。

  表面看来,两岸交流已经相当频繁。台湾对这方面的影响,邓丽君、琼瑶、周杰伦,流行的,台湾戏剧、台湾的文学也渐渐引进了。大陆的文化到台湾去的,也有不少,连续剧《甄嬛传》看得疯掉了,我也看,好看!《雍正王朝》,席卷台湾;昆曲很奇怪,台湾喜欢大陆的昆曲,听戏的也有,但是我觉得还不够,远不够。文化其实就是文化,不要涉及政治,真正的文化交流,还可以深入,大陆文化这么丰盛,这方面应该加强,应该让台湾感受到民族认同。

  北青报:昆曲接下来还有哪些计划?

  白先勇:北大的昆曲课程还要继续做下去。这个课程很贵,一年一百万。我又帮他们找了钱,美国一个基金会。我希望北大能够一直接续下去。以前,俞平伯他们本来就在北大教昆曲,我帮助恢复北大的传统而已。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又设立了一个,明年在台大再设立一个,内地、港台都有昆曲中心。我希望在校园里头,把昆曲当做一个文化启蒙课程,学生喜欢嘛,又有戏看,又有课听,潜移默化地,5年在北大教了好几百学生出来了。西方谁不学古典音乐、歌剧?我们真的缺少这些。对自己文化,文化复兴,要从教育开始。

  北青报:您现在的工作重点是什么?比如父亲的传记什么时候能写完?我们已经太久没有看到您的小说了,还有计划写吗?

  白先勇:我父亲的传,写不完了,太复杂了,他和蒋介石40年的关系太复杂了,写不尽,一本一本慢慢来吧。小说也会写,肚子里有一大堆,出版的时候再说。

(原标题:白先勇:《甄嬛传》看得疯掉了,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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