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梁丽萍在接受山西日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王彦军摄图为梁丽萍在接受山西日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王彦军摄

  ——专访太原理工大学副校长梁丽萍

  一席对话,梁丽萍教授让绿色发展从各个维度丰满起来。

  中华文明本就倡导绿色发展。孔子的“天人和谐”,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虽然诸子百家等众多学术流派所持观点各有偏重,但在绿色理念上却达成了少有的默契和共识。西方国家同样遭遇过“物化文明”危机,他们也开始从古老的东方文化中寻求摆脱困境的思想根源。

  具体到山西“不绿色”的积弊新疴,梁丽萍毫不回避,畅所欲言。为何倡导多年,锲而不舍,但成效仍难以令人满意,其中的因由发人深省。她认为,山西绿色发展需他山之石,更要深刻剖析自身。此次,“六大发展”强调绿色发展,已经赋予其更多内涵,既是山西对新常态的主动适应,也是痛定思痛后的自我革命。

  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其核心是构建绿色的经济体系,对山西而言更需要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践行绿色理念,致力环境治理,山西一直在努力。制定规划,煤矿整改,生态修复等等,近几年大动作、大举措频出,而且已见成效。绿色发展正在成为一种全省上下的共识。而记者的疑惑是,既然如此,为何又要着重强调?

  在梁教授看来,山西此次所提的绿色发展,已被赋予更新的意义。

  山西强调绿色发展,既是新常态下的迫切需求,也是新常态下的主动选择,是从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上确立绿色发展的价值,必须把绿色发展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新常态下的绿色发展,核心内容是构建绿色的经济体系,即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能源结构转型以及可持续消费方式的建立。这些新意在王儒林书记的讲话中都可以读到。

  绿色与发展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寻求绿色发展之道,而且不乏成功案例。距离最近的就有去年10月的 《中国——新加坡天津生态城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很有示范意义。

  有东方思想精髓可循,有先进经验可学,山西拿来就用如何?梁丽萍说:“山西既有共性问题,又有特殊性,所以解决方案也应该是个性化的。”她对山西的“不绿色”直言不讳。

  以能源工业为主的重型经济结构,对山西环境和生态的影响是巨大的。过度依赖煤炭,造成一产薄弱、二产畸形、三产滞后。过去较长一个时期掠夺式采煤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科技水平落后加剧了环境污染。2013年,我省万元GDP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2倍。这说明,能源消耗较高,科技进步还没有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力。

  另外,我省的环境污染已有多年历史,但关键环保政策却是近年来才开始制定和实施。而且,执法不严、政策落实不到位等现象时有发生。

  先知病在何处,后知方从何出。对这些个性问题,梁丽萍的建议有三:一是加快产业转型与升级。二是完善绿色转型具体措施。三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理想的产业体系,是山西将绿色发展落到实处的重要抓手,也是链接绿色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绿色发展毕竟是宏观概念,山西将之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个抓手,或者说是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其实在王儒林书记的讲话中已见端倪。让绿色与发展并重,必须有绿色产业体系做支撑。

  理想的绿色产业体系应该是怎样一幅图景?在梁丽萍看来,它应该包括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态产业、信息产业、绿色制造业、文化产业、健康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等,而且产业之间能够均衡协调、互补关联。

  对于三晋父老都翘首期盼的美景,梁丽萍不惜话语。她说:“在这些体系中,山西都可以找到短板、寻到潜力。”

  第一,绿色经济是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绿色低碳技术的核心竞争力,提高服务经济和智能经济比重,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此外,还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节能环保产业,推进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

  第二,绿色体制机制是绿色发展的保障。重点构建政府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使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质量改善成为重要考核指标和问责因由,建立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对污染排放实行最严格的监管。

  第三,绿色文化是绿色发展的基础。在全社会普及绿色理念。政府应像关心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一样,承担更多的绿色责任,全面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还要鼓励、推动绿色消费,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第四,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是绿色发展的衡量工具。通过构建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促进绿色发展及相关体制机制的完善。把绿色发展评价重点放在宏观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能源资源有效利用、生活质量提升四个方面,完善衡量指标,注重评价效果的后续跟踪。

  在绿色发展中,政府应主动担当起生态修复的主导作用,企业应自觉承担起绿色生产的社会责任

  生态欠账谁来还?政府、企业都有责任,但并非各打三十大板那么简单。

  梁教授认为,修复生态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生态修复中的主导作用,基层政府承担生态修复工作的主要责任,全面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范围内的生态修复工作。

  在制度设计,梁丽萍强调政府要用好两个“工具”:一是考核指挥棒;二是经济调节杠杆。

  考核指挥棒要明确两个问题,考核什么和谁来考核。必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而且,不仅要上级考核下级,还要让群众参与考核,让他们的需求引导政府“绿色发展”。

  经济杠杆调节则要扭转过去重规模、效益和利税的税收、金融等政策倾向,更多地对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做得好的企业予以支持。同时,要加快理顺资源品价格机制,建立有利于绿色发展的市场交易机制和生态补偿制度等。

  绿色发展中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理解为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就世界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企业慈善为特征的第一阶段,合规经营的第二阶段,以及绿色发展背景下的自觉阶段。

  那么,我省的企业处于什么阶段呢?

  梁教授认为,现阶段,我省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意识还有所缺乏、履责能力有所不足;而且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效力不足不力、社会外部对其的压力尚且不够。

  作为企业,应积极投身绿色发展,自觉承担绿色生产责任。首先将绿色转型、绿色增长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注重有效地聚合经济要素,降低不可再生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值,以原创性的技术进步提升效率,以效率的提升减少资源消耗,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可持续增长。其次将发展绿色科技作为引导绿色产业的原动力,要积极推动绿色科技的研发,开发绿色能源、生产绿色产品,不断增大经济系统的绿色比重。

  当前,绿色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为了山河秀美家园幸福,为了省强民富和谐发展,我们唯有凝心聚力担当作为、我们唯有突出重围勠力前行。

  山西日报记者 段伟华

  原标题:【两会特别报道】绿色发展,新常态下的主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