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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我卡”扶不起“跌倒”的道德

A-A+2014年6月18日11:27大洋网-广州日报评论

  近日,哈尔滨道里区爱建街道党工委工作人员为百名老人佩戴“扶我卡”。这种卡有老人的病史、亲属联系电话等信息以及老人的声明,卡的正面还有四个大字“请您扶我”。从法律角度讲,这四个字是佩卡老人向搀扶的路人发出的邀请,出了问题与扶者无关。此消息一出,引发网友的争议。“扶我卡”能否为如今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的尴尬局面破冰?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 曾德雄:

  尽快建立

  陌生人社会伦理

  “扶我卡”这种东西的出现,是针对路遇老人跌倒而人们不敢帮扶的社会现状而来。它究竟有没有用?应该说也许会有一定效果,让不敢帮扶的人及时伸出援手。但更深入地,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社会现象?

  这反映了目前我国转型期社会伦理失序的现实。当下的中国,熟人社会正在瓦解,但取而代之的陌生人社会却尚未建立起一套新型的陌生人社会伦理。过去的伦理建构在熟人社会之上,人与人之间因为相熟而相对放心,也相对地有更多的认同,总相信不会有人讹诈我,即便有讹诈的情况发生,也相信有人会出来主持公道。但是,随着我们日益需要面对陌生人社会,我们却还没有建构起来一个新型的陌生人社会伦理。我们不相信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缺乏认同,也担心不会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所以,才会有面对陌生人跌倒视而不见的冷漠情况,才会用“扶我卡”这种类似契约化的方式来免责,促使陌生人伸手来帮扶。

  未来,只有尽快建立起新型陌生人社会伦理,才能让老人们不用戴“扶我卡”,不必担心没人帮扶。新型陌生人社会伦理的基础,是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即便我们彼此之间不认识,不知道你是谁,也不用管你是谁,我们都会被当成独立、完整的权利主体而彼此认同、平等对待。即便有问题,也有法官站出来主持公道,法律可以作为每个个体权利的保障。只有这个基础实现了,我们才能在一个陌生人社会里真正地安心与放心。

  华南农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雷静:

  帮助老人需要法律保障 更需公民的认同

  “扶我卡”的新闻一出,引发社会各界关注,质疑者主要针对三点:1.“扶我卡”不一定具有法律效力;2.真要免责,靠的还是证据;3.“扶我卡”有泄露隐私之嫌。也有观察者指出,“扶我卡”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它的出现是由于诚信缺失的道德危机,也由于相关法律保障的不得力。从实践的角度讲,这是修复道德和法律漏洞的尝试。

  从伦理行为主体而言,“扶我卡”是由老人主动发出的邀请,路人扶还是不扶,是面对这一邀请的回应。本来,扶助老人是一种自愿的道德行为,当路人主动去搀扶老人时,其行为源于自己的意志支配的动机。而当路人回应“扶我卡”的请求,其行为则主要是实施了老人的求助命令,而不一定由于主动帮助老人的动机。“扶我卡”将扶老人的命令者与实施者分开,本意是规避讹诈、为路人免责,但是客观上也淡化了扶老人的道德意味。通过“扶我卡”,扶老人的行为从路人主动的道德行为变为回应老人指令的被动行为。简而言之,对于路人而言,是从“我要扶”,变成了“请我扶”。所以有观察者担心,如果没有佩戴“扶我卡”,会不会没有人扶?

  从社会道德建设而言,往往有道义论与功利论之争。对于道义论者而言,重要的是人们的行为符合道德的动机,而遑论结果如何。对于功利论者而言,只有能够增进最大的幸福快乐的行为才是合乎道德的,而动机不一定是道德的。“扶我卡”受到的批评,显然有不少是道义论的立场。而从功利论来衡量,它又被质疑是否有效。但不管是道义论还是功利论,在“扶我卡”问题上,有一点是殊途同归的:需要救助的老人应该得到帮助。甄别需要救助的老人,“扶我卡”还是有效的。而问题的关键是,谁“应该”帮助老人?从道义论角度出发,人们都应帮助老人,但我们知道,仅靠道义论的道德自觉是不够的。从功利论而言,在法律和社会公德的范围内,应尽可能地扩大施助者的范围,有“我要扶”的道德自觉的人士固然很好,但更要从制度上方便大众,使之不惧怕伸出援手。

  “扶我卡”折射出的不仅仅是道德行为个体之间的关系,还更多地反映了社会道德法律综合体的机制。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帮助老人是一个普遍性的议题。帮助老人无小事,需要法律层面的完善,更需要全社会公民的认同。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所助理研究员 揭英丽:

  治标不治本

  需重建道德底线

  “扶我卡”是当地政府为了解决“老人倒地扶不起”的道德恐惧的一种创新尝试。持卡老人“请您扶我”的请求与承诺,是一个免责声明,从法律角度为他人的搀扶提供一定程度的有形保障。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主体厚重的信任。并且,“扶我卡”上面的详细信息可以降低盲目施救带来的负面效果,使跌倒老人得到有效的快速的救助。因此,“扶我卡”作为一种有益尝试,散发出正能量。但是,“扶我卡”治标不治本,仅能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部分地减少人们对扶老人会被讹诈的担忧,不能根本破解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老人倒地扶不扶”的道德困境。

  “老人倒地扶不扶”的病根在于社会道德的滑坡与社会互信的缺失。中国社会高速转型,正经历着“道德的阵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是道德底线,而大量鲜活的事例让“老人倒地扶不扶”变成了全民的纠结与恐惧。“扶我卡”并非仅有的破冰之举。此前,《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河南省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等都尝试进行一定程度的破解。“扶我卡”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承载着主体厚重的信赖,承诺自己绝不辜负善心,有利于提高公众的信任度。但是,它并不能让公众的社会信任完全回归,难以扶起“跌倒”的社会道德。

  扶起“跌倒”的社会道德,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道德困境,需要我们坚守道德底线。基于约束性和可操作性,道德底线成为道德教育的一个关键支点。道德底线立足于现实,不要求实践“英雄伦理”或“楷模伦理”,只是要求遵循某些基本的规范和规则。这样,它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触手可及;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近在咫尺。此外,它以互惠互利来调节着其中的权利和义务,也避免了崇高道德的纯粹、高尚和理想化,普通人容易做到。

  重建道德底线,需要政府部门的有效引导,在社会上树立向善的风气。在守望“道德高地”、继续广泛开展向道德模范学习的活动的同时,填平“道德洼地”,倡导全民坚守道德底线,做到“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我们的社会不仅需要英雄惊天动地的壮举,也需要“零距离”平民典范一点一滴温暖的积累。因此,我们需要增强宣传的大众化和草根性,让善举更可亲、可敬、可信、可学,更容易内化为自己的日常行动。

  坚守道德底线,需要人人参与。维护基本的道德秩序,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很多时候,日常生活工作中一些举手之劳的“小善”,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区别仅仅在于有的人做了,而有的人没有。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释放自己的善意,人与人的互信互助互爱才能重新建立。(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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