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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高新区不能只埋头赚钱”

A-A+2013年9月27日15:2121世纪经济报道评论

  她欣慰于高新区诞生了一批可堪尊敬的高新技术企业,恼恨于高新区与地产业的纠缠不清,更对高新区异化为“区域符号资本”忧心忡忡……生活在中关村、从事了30年创新地理学研究的王缉慈,即便退休,仍对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难以忘怀。

  从1980年开始,王缉慈便与高新技术产业及区域发展结下不解之缘。30年的研究与近距离观察,使她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高新区发展与高技术创新有着独到而深入的理解。

  1. “创新环境的关键是人才及其之间的合作”

  《21世纪》:20年前建立高新区还有哪些背景?

  王缉慈:中国高新区建设确实是从科技体制改革开始的。改革开放开始后的前30年,中国的科研成果一直锁在保险柜里或者封在科研院所里,没有释放出能量。

  建立高新区的另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奋斗精神,觉得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一定能做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高新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空转起步”——国家不给资金、什么都没有,就是放活科研人员。很多学者从高楼大院走出来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因而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是几乎同步、密不可分的。中国的高新区建设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本着一种很纯朴的要发展中国的高技术的干劲——有点像“大跃进”那个时候——以为只要有这股劲儿就能成功了。没几年后,差不多到1990年前后就发现这样的发展模式不行了,可以转换的成熟技术也不多了。一直到现在,中国其实都在延续着这种“没东西”的状态。

  《21世纪》:建立高新区之初,大家对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的理解是什么?

  王缉慈:中国高新区从一开始建设,就是要发展中国的高技术——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说的自主创新,是要在世界上站起一个中国巨人的这种很强烈的发展欲望。但对于什么是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到现在都是很混沌的。当时就是一种观念,只要智力密集就能发展高科技,以为从科研成果到产业化的技术创新过程是线性的,当时的这种思维不是一个网络的、不断反馈、非常复杂的系统性思维,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线性思维。

  在我国建立国家级高新区之初,国际上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高技术和如何进行技术创新也没有清晰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国际研究表明,地方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通常是在本地企业集体所构成的创新网络环境中,通过本地企业的跨国生产联系而得到实现的。尤其是发展的最初阶段,企业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企业进入外部市场和吸引区外专业技能的能力,因此区域的开放性和积极寻找大型外部市场是成功的关键;但是太强的外部联系可能控制本地环境,使本地交流减少,企业留在本地的理由就不存在了。当企业转移到另外的地方,产业集群就不能生存了。

  总而言之,建设高新区的初衷主要是基于要素投入和国内现代化,以及靠技术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但却并未能充分估计到高新区建设本身的风险和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尚未充分认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对于创新集群的需求。

  《21世纪》:那您怎么理解高技术创新的?

  王缉慈:我的理解有两点:一是高技术本身,尤其是非常复杂的高技术系统,不可能由一个企业自己独立完成;另外一点是,高新技术不是说建一个区、划一块地、确定一个管委会名字、召集一堆人就能发展起来的,有的高技术也不一定在高新区里。关键还是制度创新问题,是产学研合作这个制度环境建设的问题,而不是建不建区或者划不划地或者给不给政策的问题。

  在高技术创新方面,资金、劳动力、土地这些要素和技术创新都不发生必然的联系。即使是风险投资,和高技术都不是发生必然的联系。土地更不是了,所以我最近说土地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发达国家这些年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真正和技术创新发生必然联系的是创新性的人才,以及这些人才之间的合作,尤其是跨领域的交流和长期的互动合作,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一直是很模糊的,很迷茫。

  回顾过去,在我国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初,世界上对高技术发展的内在创新动力及其所需要的环境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那时研究世界高技术园区的国外文献也主要强调各种独特的、外在的位置条件,包括:靠近研究性的大学,有充足的风险投资,靠近国际机场和基础设施完善,优美的自然条件和方便的生活条件等。世界上出现的“硅谷热”,是把创新过程误解成线性过程而建设高技术园区的一股热潮。后来大量关于高技术园区的研究指出,一些园区在发展中,因为着重创新企业的培育和创新网络的构建,所以取得了成就;而在另一些园区,仅把发展重点放到建设园区的本身,就很难说是否能够获得发展高技术的目标。

  2. “高新区并不都是在发展高新技术”

  《21世纪》:中国的高新区发展至今已20年,但对于高新区的发展一直争议很多,诸如“高新区不高”、高新区在搞房地产之类的批评一直存在,您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王缉慈:20多年来,我国高新区发展的政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从市场保护到引入国际竞争,从投入推动到需求拉动,从本地创新成果产业化到引进外资、“海归”和外国研发机构,以及从以政策为重心到以体制创新为主。而且,很多高新区扩容建成后,原来的“一站式”高效服务有所改变。经过土地开发,资金滚动积累的初始发展阶段,高新区已经进入到依靠技术创新和学习能力创造地方竞争优势(即“二次创业”)的阶段。高新区之间的分化日趋显著,部分高新区已经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优势产业。但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房地产开发也是紧密联系、甚至是缠绕在一起的。

  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一种混合概念,非常综合、非常复杂,它包括真正发展高技术的企业,也包括发达国家的那些想要利用中国的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甚至可能会有想要探听中国技术秘密的企业。

  总而言之,我们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的行为主体非常复杂,企业种类非常多,现在已经很难分得清楚。我们当时一开始建高新区的时候,没有想到国际形势会这么复杂,没有想到技术变化会这么快,也没有想到中国和国际上的技术差距会这么大,我们只是很简单地、单纯地去想问题。

  《21世纪》:高新区建设之初,举国上下是鼓着劲儿要发展高新技术,为什么最后会异化到高新区和房地产纠缠在一起,是怎么滑向这个状态的?

  王缉慈:不是一步异化的。首先,一开始的目标,我觉得就是一种理想的目标,不是能够实现的,一开始就有点模糊。

  《21世纪》:有理想、有热情,没有路径。

  王缉慈:对,一开始就比较糊涂,不知道该干什么,就是一些很碎片化的技术,没有系统地考虑,好像一两个人拿着一两项技术就能办一个公司,存活一段时间,赚一点小钱,然后就不知道该干嘛了。

  3. “高新区不能只埋头赚钱”

  《21世纪》:常见的情况是,如果以产业类别来划分,高新区里的很多都是高新技术产业;但另一个感觉是,高新区似乎并未在创新方面有重大突破?

  王缉慈:全球的高技术区域有等级差异,在研发和生产、服务功能环节上有等级差异,有的是做高新技术产业研发的,有的只是做生产的,高技术企业也是这样。

  我们的高新区,有些很好,孵化和成长起一批在国际上有技术竞争力的企业,锻炼出来很有能力、非常优秀的管理人员;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是很糊涂的,比如:我们给国外做软件外包的时候,我们怎么学习,学习过程是什么样的,到底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够学习到东西,发达国家的企业能不能把关键技术给我们……很多关键问题,高新区里没有人去思考。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只要吸引到国外的企业,只要我们给国外做外包,我们建了大量的软件园、大量的生命科学园,只要我们赚到钱就OK了、只要赚到GDP就行了,不管他是让中国人做临床试验,也不管到底技术能不能学到。总而言之,其实我们的高技术在很多方面是给国外打工。

  经过高新区这么多年发展以后,回过头来再思考,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创新型城市是什么,创新型企业是什么,创新型人才是什么,为什么要自主创新,什么叫战略性?

  实际上,所谓的战略性行业,至少应关系到国家安全——因为即使在全球化情况下,国家间竞争依然还很激烈;如果没有国家观念、只要能赚到钱就行,那所谓战略性就根本没有意义了。

  比如班加罗尔,其软件园经常被当做世界软件园的一个典范。但是很多文献都批评班加罗尔,认为其主要是几家大企业接受国外的订单,然后赚钱转包给小企业,但并不管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于这些企业是否学到技术、是否有技术创新,也不考虑。但是我们中国觉得,班加罗尔这个模式搬过来肯定是好的,没有人去考虑国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高新区的意义就很模糊了。

  《21世纪》:从高新区的企业来讲,他先天性扮演牟利者的角色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从管理方向来讲,从国家角度,尤其从科技部的角度来讲,高新区是存在探索发展高新技术的使命的,目前科技部相关主管单位或者高新区管理机构有没有意识到园区已经忘了当初该扮演的角色,有没有这样的动力或者意识去扭转局面?

  王缉慈:我认为没有。当然,也不是说高新区每个企业都不行,都得扭转。中国高新区确实也成长出来很多优秀企业,这是不可否认的。

  《21世纪》:从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情况来看,你觉得以后有可能是通过科研院所的技术、甚至IT这些新兴技术推动,还是说中国“世界工厂”制造业里面积累了市场优势的企业,沿着价值链攀升,使中国在高新技术里面占有一席之地?

  王缉慈:两方面都有,这可能要看是什么技术了。像国家资助的,或者是海外归来的可能掌握比较尖端的技术的一些人办企业或者和国内的企业合作,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出来。中国自己培养的稍差一些,但也不一定。在国内尤其是劳动密集型里面所需要的高技术,确实是在这么多实践里面逐渐学习并往上升的。

  中国高新区的发展演化,反映了在政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产业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两种趋势的对峙和相互影响。地方的制度环境和产业网络结构对本地技术发展轨迹和持续创新能力的影响差异日趋明显。其中,政府、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三者的对弈,产业地方化网络的形成与剧烈的社会和制度变迁过程的交织,加之国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独立性和安全性要求,以及幅员辽阔的区域差异,这些差异在区域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建设中的表现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原标题:王缉慈:“高新区不能只埋头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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