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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闹市区另类打拐:大学生押“人贩子”示众

A-A+2013年10月21日10:12生活晨报评论

  10月20日,省城繁华地带柳巷再次出现另类打拐场景,大学生志愿者们推着一个代表人贩子的假人模特,拿着象征法律的木条小范围巡游,宣传打拐,寻找被拐儿童。

  西装墨镜吸引眼球

  10月20日10时左右,省城柳巷长风剧场门前,一个裹着黑色塑料布的假人模特被捆绑在一辆简易的手推车上,上面写着“人贩子”三个白色大字,模特头上戴着白色尖帽,帽子上也写满小字:“人贩子,还我孩子”。

  11个身着西装领带,戴着墨镜的男子站在“人贩子”两旁,面无表情,手上拿着写有黑字的白色木条,他们东西向来回游走,嘴里发出“微微呜呜”的声音,棍棒也有节奏地杵着地面“登登”作响。

  路人问:“你们在干嘛?”

  “防拐、打拐,找孩子!”一位“西装男”不厌其烦地告诉带着莫名其妙表情的路人。

  路人问:“怎么穿成这样?”

  “今年流行,这不像江南style嘛?其实就是为了吸引人注意。”另一个“西装男”说。

  另类的活动还在继续,人们的密集度似乎与“西装男”的设想是一致的,来一探究竟的市民越来越多,除了“站台”的11个“西装男”,有十多个穿着红色马甲的人开始散发传单,有些“红色马甲”的身上还悬挂着孩子的照片。

  记者也接到了几份传单,“红色马甲”一边告诉记者自己失踪孩子的特点,一边还不忘向其他人塞带有照片的寻子信息,驻足的市民接过传单,眼睛却始终没离开“假人模特”和一干“西装男”。

  事实证明,这样“寻找孩子”的方式确实得到了关注,活动地点被间断性地围得水泄不通,回头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

  另类打拐方式频出

  其实,太原类似这样的另类寻子活动的举行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了,同样的参与者,同样的事,同样的地点。

  5月18日,6个大学生志愿者赤裸上半身,后背写着“关注被拐儿童”,同样在繁华的柳巷向路人呼吁关注被拐儿童。

  近年来,民间打拐成了镜头前的热点话题,从线下到线上,全民参与的积极性很高。

  明星参与打拐,微博拍照打拐,媒体宣传,翻拍电影,打拐形式千变万化,为了吸引关注,另类的、带有些许行为艺术的打拐顺势而生。“没有特点,就没有关注度,活动就白搞了。”山西大学生爱心联盟的秘书长王禹佳告诉记者。此时,他正西装革履地站在假模特旁边,而“赤裸上半身”的那次活动中也有他的身影。“那就是我策划的,这次不能脱衣服了,换西装了。”他笑了笑,有点自嘲的意思。

  随后,王禹佳和一干“西装男”拿起棍棒鞭笞假模特,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游走,喊话,再鞭笞。此刻,王禹佳的搭档冯建林站在人群中,他正在联系中午接送志愿者的车子。

  民间打拐收效甚微

  冯建林和他的“建林寻子网”在山西知名度较广。2010年9月,冯建林在女儿失踪后创办了“建林寻子网”。通过这个网站,他及时有效地发布各地失散儿童的信息,成为失散儿童有关线索的集中地,并为家长及志愿者提供一个信息沟通的平台。

  此后,冯建林开始带着失踪儿童的家长在街头寻子,规模逐年增大,参与人员也逐年增多,各行各业的人员参与使得每场活动都有十足的曝光率。2012年11月18日,冯建林驾着贴满失踪孩子照片与文字信息的“建林寻子车”再次出发。而此前,“建林寻子车”的第一次启程在资金窘迫的情况下被迫终止,两次规模颇大的启程时间相隔不到半年。

  为了寻找丢失的孩子,冯建林开着破旧的寻子车,去过运城、许昌、驻马店、武汉、南平、杭州、徐州、贵阳等30多个城市,参与了几百场打拐活动。

  寻子活动初期,山西大学生爱心联盟的秘书长王禹佳结识了冯建林。此后,王禹佳和他的同学们成了冯建林活动中的义务志愿者,“赤裸上身”、“假人模特”这些另类的打拐方式也是在王禹佳和他的同学们策划下实施的,在王禹佳的印象中,两年间,他参与的打拐活动达30余场。

  3年中走过大半个中国,但使尽浑身解数,王禹佳与冯建林的寻子事业似乎还是收效甚微。在“假人模特”的活动现场,王禹佳坦言,这两年来,找回的孩子只有两三个,而其中一个还是人家自己找回来的。冯建林也表示,“找到的确实不多。”

  对于为何轰轰烈烈的活动却收效甚微,二人均默不作声。许久,冯建林说:“不容易。”

  谁来监管民间打拐

  活动现场,对于打拐宣传,市民都认为很好,但涉及捐款,大家都有所保留。“我们也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组织,我们捐的钱到哪里去了也不知晓。”一位驻足的市民赵先生说。而现场一位带孩子的刘女士告诉记者,“我倒是想捐钱,但没有官方监管,不知道能不能信任。”

  不管怎样,王禹佳与冯建林所要的关注度有了,现场人群久久不散,给了他们找回孩子的希望。

  除了关注度,王禹佳与冯建林还异口同声地表示,“打拐没钱不行。”几年内,在冯建林搞的活动中,没有公开募捐过,“赤裸上身”也是当众义卖东西筹集公益款项,但只得到200元。

  冯建林表示,打拐活动基本靠好心人赞助,“今天的活动就是一个老板赞助了400元。”

  这些年具体得到多少钱赞助,冯建林和他的同伴没人能说出数字,“没钱的时候,我们就在家各干各的,找找赞助,有了赞助就出发找孩子”。这些赞助怎么花的?“通常是几个人商量着来,没有专门的组织管理这个,报账也是活动时简单通报一下”。

  这些赞助怎么花的,没有人在意,毕竟大家做的是善事,不该质疑,但当数字开始大起来,无人监管的民间打拐是否会引发信任危机?而且,事实上,像他们这种没有正规注册的组织是没资格组织公开募捐的。

  这是冯建林和民间打拐组织不能回避的问题。

  对此,太原营盘派出所王村责任区刑警队的民警双正有着自己的看法,“打拐行动还是依靠拥有专业刑事技术力量的政府比较靠谱,民间打拐力量可以提供给公安部门线索,起辅助性作用。”

  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涛建议,可以从法律上认可民间打拐组织的身份,明确他们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规定框架,在许可的范围内活动,让民间打拐行为有章可循;另一方面,给予资金扶持,让善举能够在法律框架下更有效地得到实现。 晨报记者 贾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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