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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岁王石林回忆太原开庭审判日本战犯全过程

A-A+2014年7月7日07:51山西新闻网-三晋都市报评论

王石林王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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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忍、暴戾的侵略历史,怎么容得人为地抹杀?”7月4日午后,大雨滂沱,山西省检察院老干处办公室内,这句质疑的话掷地有声。说话的人叫王石林,今年已85岁高龄,1956年6月,他作为侦讯组成员,目睹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开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全过程;同样,他作为侦讯组成员,参与了对太原在押的日本战犯调查、审讯的整个过程。而今,这位耄耋老人,是山西唯一一位在世的“审判亲历者”。

  关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段侵略历史,世人见证,一锤定音;可当今的部分日本政要,却公然否认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想到这些,老人默默起立、伫立在窗前,望着瓢泼的大雨,不由感叹:“天降大雨,人人视之,怎能信口开河?”老人说的是雨,实则在说那段历史。

  秘密受命

  赴京参与审判前业务培训

  一个国家,只有独立自主行使主权,国家才有自信、民族才有尊严。从1952年直至今日,每当忆起侦讯日本战犯的经历,这样的话语都会在王石林心中默默响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还关押着日本战犯1000余名,除抚顺关押的969名外,在太原尚有日本投降后,转投蒋、阎集团的双重犯罪罪犯136名。1952年7月,组建不久的山西省人民检察署(现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接到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会同省军区、省公安厅、省人民法院等部门,组建“调查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合办公室”),在本省乃至全国范围内,开展搜集、调查太原在押的136名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罪行工作。

  这136名日本战犯就关押在太原小东门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内,他们中有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阎锡山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曾制造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有从事特务间谍活动的原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警务部警备课长、蒋介石国防部二厅北平电讯支台副台长富永顺太郎,有杀害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大野泰治,有曾将340名中国被俘人员作为“活人靶子”训练日军的教官住岗义一……

  为了做好新中国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这批日本战犯的准备,那一年,北京举办了侦讯业务培训班,也就是这个培训班,将这些“重量级”战犯与当时只有23岁的王石林联系在了一起。“1952年,我与山西省人民检察署晋东南分署检察长张焕新一起被选,送到北京学习。”王石林回忆,在赴京之前,他们只知道要参加业务培训,至于培训目的、培训科目、培训地点等信息一概不知。

  培训班就设在北京真武庙,学习全封闭进行且内容保密。主要学习国际、国内有关法律、政策,熟悉侦查、犯罪对策等条例和知识。授课的讲师中有曾参加东京审判的法官梅汝璈等人。渐渐地,大家知道了此行参加培训的目的,也知道了自己未来的职责。

  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了,王石林被编入了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工作团委会,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一段时间后,转入太原工作团。

  斗智斗勇

  从“对抗”到“对话”审讯历时2年

  1954年,王石林与80多名工作人员正式开展太原在押日本战犯的调查、取证、审讯工作。当时的联合办公室就设在小东门太原日籍战犯管理所内,为更好地开展工作,分设了秘书、调查、管教、侦讯等组别,王石林负责侦讯工作。

  由于战犯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毒害,在审讯初期,都拒不认罪。“重点战犯的每个罪行都要找到两个以上的证据予以佐证。”王石林说,但有的间谍类战犯,都具备了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调查、审讯难度极大。王石林与同事赵林负责审讯的五名战犯均为间谍犯,其中富永顺太郎尤为典型。

  面对仅有20多岁的审讯员,50多岁的富永顺太郎表现得是傲慢不屑与负隅顽抗。此人在侵华期间及日本投降后,一直从事特务间谍活动,在审讯过程中,采取各种方式逃避认罪。有时笼统认罪,不讲具体犯罪事实;有时沉默不语,拒绝交待罪行;有时面对证据,避重就轻。但根据工作原则,审讯人员面对战犯,要说话客气、态度尊重,杜绝刑讯逼供,而且只能白天审,王石林与富永顺太郎周旋多日,都没有实质性进展。但他毫不放弃,一次次到事发现场调查,寻找当事人作证,还曾多次到保留有日伪时期档案的人民银行地下金库查阅资料。最终,富永顺太郎交待了自己利用无线电侦收、派遣密探等手段,窃取我国西北、西南、华中等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以及日本投降后,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勾结,大肆侦收解放区军政、经济情报,并直接向戴笠提供解放区通讯网络等犯罪事实。

  1955年,富永顺太郎写下了忏悔书:“我服了审讯员,我的各种表演终究没有逃过他们敏锐的眼睛,每次提讯,总是开导教育,从无讽刺挖苦和逼供,促使我在交待问题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

  自1954年2月到1956年6月,历经两年时间的侦讯调查结束,战犯们个个由对抗到对话、交待,由认罪到服法。一份份《侦查终结意见书》和侦查卷宗全部交受审人员阅览,受审人员无一不认可、签名。

  以德报怨

  优厚对待在押136名战犯

  本着革命人道主义改造原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虽然物资匮乏,却依然创造条件给日本战犯优厚的生活待遇。“战犯吃中灶、小灶,每天有新鲜蔬菜、大米白面,还能经常吃到肉类,伙食待遇是联合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两倍多。”王石林回忆道,监狱中还设有图书室、医疗室、理发室、澡堂、娱乐室等场所,并且定时给战犯放映日本影片。后来,中方还组织日本战犯家属来太原探视,战犯的妻儿就与战犯生活在一起。战犯城野宏的妻子城野凌子曾感叹道:“战犯允许我们探视,还能同吃同住,真不像住在监狱。”1956年3月,国家公安部还通知要求,分期分批地组织在押战犯到各省市参观。

  在此之后,不少在押的日本战犯痛心疾首,纷纷表示要认罪服法,安心接受教育改造。

  按照周恩来总理对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批示:“一个不判处死刑,一个不判处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也要极少数……”1956年夏,在侦查终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太原在押的120名日本战犯宣布免予起诉,大会由王石林主持,并于当年6月2日、7月18日两次在山西机械厂大礼堂举行了宣布免予起诉的决定。会后,120名战犯领到了崭新的服装、皮鞋、毛毯,政府部门还在当晚为他们召开了联欢会。此后,他们由中国红十字会遣送回日本。

  1956年6月,对9名“重犯”的审判如期在太原海子边大礼堂(今山西饭店所在地)进行,参加旁听的各界代表有4000多人。法庭经过十余天的交叉审理,对9名日本战犯作出判决:富永顺太郎有期徒刑20年,城野宏有期徒刑18年,住岗义一有期徒刑11年……不久,这9名战犯被移送东北抚顺战犯监狱收押服刑,因表现良好均获提前释放或刑满释放,回到日本。

  忏悔谢罪

  战犯重返中国推动世界和平

  1956年的夏天,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共计1017人,他们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后改为“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简为“中归联”)。半个世纪以来,他们通过著书反省、广播电视宣传、演讲集会等方式,推行“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发展中日友好”的主张,并以此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暴行。

  原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后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中川博、儿玉华子等人联系中国内地有关单位合资兴建了企业,并多次邀请太原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访问日本。前日本军医汤浅谦四访山西,带来樱花树苗,亲手栽在太原牛驼寨烈士陵园,以示对自己罪行的忏悔,此外,通过本人口述、作家执笔的方式,汤浅谦完成了《难以忘却的记忆》一书,揭露了日本军医在上级指挥下有组织地用活人做医术实验的震惊中外的罪行,也倾吐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他在自序中写道:“我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才写成了这本书。其中有些情节从未对妻子儿女说过,如今愿意曝光在人民群众面前。我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

  采访后记

  王石林老人说,其实在1956年之后,自己参与审讯日本战犯的这段经历已被自己尘封,没想过还会再被提及。直至新世纪开启,无论从电视、网络,还是他人口中,知道那段历史渐渐被人淡忘,或是讹传、篡改。转而他开始回忆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发现无论时光怎么流逝,都仿佛如昨日发生,一切都历历在目。如今,再将往事还原,只为告诉世人,日本战犯在中国大地犯下的滔天罪行不容抹杀,那堆满尸骨的万人坑、那刻满姓名的英雄纪念碑都是对那段侵华史的佐证。

  见习记者 王 倩/文 本报记者 王伟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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