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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山西足迹:1937年至1947年建设太行区经济

A-A+2014年8月22日10:23山西青年报评论

1944年11月,邓小平在山西。1944年11月,邓小平在山西。

  从1937年9月到1947年6月,邓小平在领导山西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

  在邓小平看来,“正是因为有了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1943年7月2日,邓小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总结了在太行山地区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已经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自己的改革理念。

  或者可以这么说:邓小平的伟大理论,是植根于太行山,萌芽于晋冀鲁豫根据地建设之中的。

  颁布法令 为发展生产提供便利

  邓小平提出:“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斗争。”

  因此,在制定具体经济政策时,邓小平就是在照顾了“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的基础上定出的。

  要建设根据地,发展生产是根本。而其时正身处山西农村的邓小平,便将生产的重心,放在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上。

  “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战时粮食普遍缺乏。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敌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邓小平说,“同时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正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

  为了更好地发展生产,邓小平制定了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并颁布重要法令,规定“存粮存款不负担”,“雇工工资一半不负担”,“羊群不负担”,“负担照抗战后平年应产粮计算,多收产粮归人民自己”等,并奖励劳动英雄和“吴满有运动”的参加者。这些政策,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军队助产 让军民真正打成一片

  在农村,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又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为此,邓小平率领的军队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

  他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每年还举办数百万元到千万元的低利和无利贷款。

  据邓小平《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中描述:“我们的军队,除了自己生产解决一部分军费之外,每到农忙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劳作。”

  就连邓小平自己,也承包了两亩公产水田,聘请有经验的老农担任技术顾问,指导他们上粪、犁地和下种。天一亮,他们就下地,担粪施肥,平整土地。在他们的带动下,太行军区司令部机关、政治部机关和太岳军区掀起了开荒高潮。

  那时,“军队不但要帮助人民生产,还要同民兵一块保护人民的耕种收割”,邓小平认为,“这正是军民能够打成一片的理由,也正是我们军队之所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理由”。

  减轻负担 提高各阶层生产热忱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邓小平制定出以“钱多多出,钱少少出,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配合”为原则的负担政策,这“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

  在这一方面,邓小平认为,更重要的是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除了一贯地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和严惩贪污之外,邓小平还实行了连续两次的精兵简政,使得“1943年度公粮比1942年度减少了百分之十六到十七”。

  同时,邓小平还实行了以县为单位统筹统支的办法,规定村无派款权,以改革“村款浩大”这一“历史上最大的病政之一”。邓小平等人还举办边区临时参议会,制定通过了统一累进税办法,切实照顾各阶层的利益,进一步奠定了财政的基础,而且提高了各阶层的生产热忱。

  另一方面,邓小平还积极支持“滕杨方案”的颁布和实施,以便充分调动机关和部队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强调指出:“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对于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要给予100到200元的奖金。可能有些同志说,这是不是过高了?我说,不高。因为这是他们的劳动所得,又不是贪污,是应该的。对于那些懒惰、不积极参加生产的,应该说服教育,经教育不改者,就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后来,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为200元到300元。

  总结教训 在摸索中不断前行

  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生产的事业上,邓小平并非一切顺利,他自己表示:“主观主义和粗枝大叶的毛病,妨碍了不少工作的进步。在抗战初期,曾有支差过多、浪费民力的现象,这个毛病很快就得到了克服。政府规定只有专员公署和军分区以上的机关才有支差的权力,在农忙时禁止支差,军队应自己背粮驮炭。这是一个很大善政。以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如过多的群众会议、干部会议,乃至人民武装过多的放哨和操练,妨碍了农民的耕作。因此,曾具体规定了会议、下操的时间,取消平时的岗哨。我们的干部对生产的事情了解太少,常从主观的愿望去决定问题。比如在春耕时,才提出儿童拾粪的口号,才注意到选种等工作,这是何等的荒谬。又如对发展手工业的领导,很多还是空洞的号召,忽视了群众问题的具体解决。合作运动也还不能令人满意。这些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与纠正。”

  “在对外贸易中,组织了过多物资的输出,忽视了掌握物资以与敌人斗争的重要,也一度使我们吃了很大的亏。而工商管理部门,热心于贸易投机,忽视了生产合作事业的发展,忽视了一点一滴地去开发输出的物资(如发动人民挖药材,收买猪鬃等),都是很大的毛病。这些,是我们纠正过了或正在纠正的错误。”

  正是由于邓小平能够对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偏差进行及时的改正,才使得根据地建设最终得以正常发展,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需要,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掠夺计划,还为反攻和战后建设做了不少准备。

  山西青年报记者 张帅 通讯员 朱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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