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科技计划体制改革风口浪尖上的一朵浪花,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山西省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就注定了其超前于时代的宿命。20多年来,尽管这个“拓荒者”撒下的种子已是硕果累累,但他们探索的足迹却仍显得有些艰难而吃力——一个创投样板的使命与诉求

  1993年,为顺应当时科技计划体制改革的需要,山西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正式成立,这是山西第一家、也是国内最早运用政府资金进行创业风险投资实践的机构之一,从其成立之日起,便承担着为全省科技成果转化进行先行先试的使命。今天,科技创新已被摆在山西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成为全省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这一个体20多年来的探索不仅蕴含着历史的启示,而且,其自身发展诉求中更有对我省未来改革的指向。

  作为传统发展模式的异数,他们在科技跑道上的成长速度比起资源型经济的扩张步伐毫不逊色,一本20年的账,足以颠覆了一个错误的认知

  “只要还有煤可挖,山西就搞不成科技。”这是很多人对山西的认知。

  很多人都不会想到,作为一个资源大省,就在高新技术产业在资源型经济的挤出效应下难有起色之时,作为传统发展模式的异数,山西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却像是逃脱了“资源诅咒”的一朵奇葩,即使是在10年“煤超疯”时代,其在科技跑道上的成长速度比起资源型经济的扩张步伐毫不逊色,翻开这家公司20多年来的投入产出账本,足以让那些靠挖煤一夜致富的老板们深感震撼。

  这是一个现实版“芝麻开门”的故事。

  亚宝集团的前身是芮城县一个小规模的制药厂,科技基金公司未介入前,该厂销售收入只有800多万元,账面利税仅21万元,但实际内部亏损120万元,1995年开始进行股份制改革。山西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在其他合作单位纷纷准备撤资的困难时刻,看准了山西省在传统中药方面的深厚积淀和该企业潜在的优势,不仅保留了以前合作的资金,而且还增加了股份,介入了管理,先后帮助企业与清华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国内10多家院所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成功实现了高新技术与传统中药结合的突破,短短几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跃跨入全国中药企业五十强之列。公司2002年在上海证交所上市,基金公司原始投资600万元,在企业上市前就已通过历年分红收回原始投资,至2013年末,通过投资分红已累计获利1195万元,通过出售股票已获利4441万元,且库存股票市值达6480万元,总体投资回报是原始投资的20倍。

  下面这笔账则更是那些靠资源发展的企业无法比拟的。创业20余年,基金公司逐年共获得财政资金合计仅3.3亿元,却累计向外投资10亿元,仅投资企业税收就超过11亿元,公司净资产加权益10多亿元。全省直接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投融资规模达40亿元,吸引包括银行资金在内的社会各类资金数百亿元,资金的引导作用被放大了几十倍,充分发挥了政府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累计投资科技项目210多项,成功培育近百家高新技术企业,其中上市公司3家,“新三板”挂牌1家。  2015年1月,山西澳坤生物农业有限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成为国内首家“新三板”上市的杏鲍菇生产企业,该公司董事长李学功曾是山西第一代煤老板,而最终他凭借科技迈上了事业的新高度。该公司董事范晓东告诉记者,在最困难的时期,是由于山西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的介入,让公司在关键时期获得资金、人才与技术上的支持,应该说,是科技让澳坤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高度。

  靠科技不仅能发展,而且能大发展,在“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中,这就是一本科技账本所包含的颠覆意义。

  创业风险投资的基本属性和特点在现实中被长期误读,一部现行国有资产管理经,成了套在先行者头上的紧箍咒

  山西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李国林不无感慨地告诉记者,成立于1993年的山西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比我国《公司法》的正式实施时间足足早了一年多,或许这就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基金公司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其超前于时代的宿命。从当时创新环境而言,作为改革的产物,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对应的法律规范和法律保障,公司一直充当着拓荒者的角色,业务拓展经常游走于法律边缘,特别是现行国有资产管理方式与创投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完全是两个频道,无法对接。

  李国林介绍说,目前,国资委在利润等指标上执行的是按月考核制度,每月都不能亏损,但对创投资本而言,在基金运作的前2-3年投资期内不太可能产生收益。但在现行的国资管理体制当中,并没有把国有创投机构区别对待,而是混同于一般的生产经营性企业,用一条杠杠、一种模式去衡量和管理,这一考核周期完全违背了创业风险投资的基本属性和特点,迫使国有创投机构的投资行为短期化,只能选择以债权投资来应对考核。

  本来可以成长为一片森林,却在追求短期利润的考核体系下,只能在时机不成熟时匆忙收割,像韭菜一样被一茬一茬割掉。

  投10个项目,败8个,成2个,这在创投业是正常情况,因为2个项目的成功,足以弥补其他8个项目的损失,并且还会有可观的盈余。但按照现行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投10个项目就要成功10个项目,否则就算是国有资产流失。这一考核机制带来的后果就是,公司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无人愿意自惹麻烦,能不干就不干,同时,相关管理部门职能处室和审批人员往往由于害怕承担国有资产损失责任,而不予批准或相互推脱。

  向风险较大、创业企业的成长前端投入,这样才能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创投资金雪中送炭的作用,但由于现行考核机制违背了创业风险投资的基本属性和特点,使得国有创投资金很难选择对“种子”期和风险程度高的项目进行投资,反而去投资相对成熟和安全的项目和企业,以期获得当下市场收益,但这已经背离了创业投资的立意所在。

  多年来,山西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不止一次向上级主管部门呈送报告,要求改革对创投企业的业绩考评体系。李国林告诉记者,我们并不排斥对创业风险投资进行有效、合理的评价与考核,而是强调对国有创投机构采用一般的经营型国有资产考核标准不合适,应该通过改革,促使国有创投机构的创业资本不断向风险较大、创新企业的成长前端投入,从而真正起到带动社会资金的作用。

  宁愿投资砖窑,也不会涉足高新技术,在民间资本依然望而却步的环境下,作为山西创投业的孤本,其承载的“特殊使命”尚无可替代

  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的科研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之间的资金投入比例大约是1:10:100,而我国科研开发和技术改造有资金渠道,科技成果转化却无任何资金来源,结果造成科研和产业之间断链。同样,科研成果转化也是我省科技创新的一个难点。近年来,由于许多科研成果无法就地转化,只能“下江南”“走西口”,造成“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金难题。

  山西傲维光视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宏文则是一个幸运者,他告诉记者,自己在国外攻读博士期间的课题是激光显示关键技术,2011年回国后,开始进行了项目实验室功能研发,2012年,实验室技术成熟后,开始着手进行产业化开发。在项目成果转化阶段,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难题,他曾找过不少煤老板,但他们都嫌项目周期长、风险高,根本没有投资意愿。一位老板曾告诉他,宁愿拿钱去办烧砖厂,也不愿投到这种科技项目上。在最困难时期,山西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投资400万元,不仅解决了项目所需的前期资金,而且根据现代企业制度,帮助公司优化了治理结构,实现了规范化管理,同时,其专业化的评估资质也引来了更多的社会资金。2013年,公司成功推出了自己的系列产品,2014年,进行了产品发布,一个高新技术项目成功孵化。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科技产业是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但从实际效果看,现阶段这种说法多少显得有点一厢情愿。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由于前景尚未明朗,民间资本一般都会望而却步,银行类债权资本、产业投资资本进入时机亦不成熟,政府创业投资资本便是在整个资本市场体系中唯一可以倚仗的资金来源,在高新项目“种子期”介入支持,这也正是国有创投机构的“特殊使命”所在。

  目前,北京、深圳、江苏等地区创投公司已有2000多家,而山西不足20家,山西科技基金发展总公司在省内是唯一承担该项政府职能的国有投资公司,可以说是我省创投业发展的一部孤本。

  李国林认为,对高新产业而言,长远看民营资本会跟进,但现在还不行。由于习惯了短平快式的逐利模式,煤老板不可能把钱投到科技项目,对周期长、风险高的科技项目根本不感兴趣,富二代们有了这种意识,但目前大多还只在作秀层面,只是为了显示自己与父辈的格调不同了,但真要他们真金白银去投入,往往做不到。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国有创投公司开始出现民营化趋向,这无疑会轻易跨越国有资产考评体系的困扰,但与此同时,随着国有创投公司的民营化,其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中承担的“特殊使命”也很可能随之卸去。

  是削足适履?还是打破现行落后体制机制的束缚?记者截稿之时,山西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关于实施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加快创业投资发展成为其中的要义之一。相信,在我省科技创新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先行者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

  本报记者贾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