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亚飞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江山/摄赵亚飞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江山/摄

  从北京回来后,赵亚飞终于成了当地的“名人”。

  在此之前,这个身材矮小,喜欢宅在家里的38岁男人是山西左权县上口村里最默默无闻的人。他花了24年时间,只做一件事——为当地发现的烈士遗骨寻亲。找到了第一位烈士朱杰民(原名周极明)的家属,并送还遗骨,他用了17年的时间。找到第二位烈士严熹的亲人,他又用了5年,最终上了中央电视台寻人栏目《等着我》做DNA鉴定。

  村子里几乎每个人都听说他“上了央视”,却并不清楚他做这些事的来龙去脉。在这座曾驻扎过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的村子,人们更在意的还是地里玉米的价格。

  有人对赵亚飞说,“给死人办事的,全国就你一个,没有第二个人了”。但他认为自己“只是个保守的人”,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这些当年抗日牺牲的战士,也应该有远方的家,有早已步入暮年的妻儿,在等待他们团聚。

  在为严熹寻找亲人的时候,远在800公里外的江苏省江阴市,三位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也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们的大哥。70多年前,兄妹四人参加革命,只有去了延安的严熹没有回来。解放后,严熹的父亲接过烈士证,双手颤抖,这个毛病直至去世都没有治好。

  2014年,严熹家人在当地报纸上看到赵亚飞寻亲的消息后,双方比对DNA成功,牺牲时年仅25岁的严熹终于回到故土。

  为了给烈士寻亲,赵亚飞常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烟瘾越来越大,整日“吧嗒吧嗒”地抽,一天就能消耗两包。但在找到家人的时刻,他觉得“冲刺阶段”的紧张、焦虑和担心都值得了。

  喜悦总是短暂的,更多的时候,他不知道距离终点还有多远。这些沉睡在太行山的阵亡将士,有的没有墓碑,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当年的目击者大都去世,资料上也只有几笔简单的记录,事迹消逝在口耳相传的民间记忆中。

  赵亚飞不仅要挖开黄土找到遗骨,还要查找资料、寻找亲人。他所有的工具,就是一部旧手机、一台用了七八年的台式电脑和几本黑壳硬皮小本。还是毛头小伙子时,他就一遍遍地跑去拜访村里七八十岁的老民兵,递上根烟,拿出小本,询问老人家看见过什么人、怎么牺牲的、埋在什么地方,然后把这些“东说一句,西说一句”的话都记下来,回家再整理归纳,还要挤出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