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是一个社会相对安定与商品经济发展的时期,因此,山西戏曲文化市场呈现出戏曲人才辈出和新剧种诞生的兴盛景象。大量的事实证明,山西戏曲文化艺术的形成、发展与兴盛,是与晋商身体力行对戏曲艺术的资助与推动是分不开的。

  投资开设戏班,培养演艺人才

  明末清初,随着蒲州梆子向山西中部流布,带动了许多晋商开始投资戏班(又习惯称娃娃班)。到清道光、咸丰年间,戏班普遍兴起,到同治、光绪年间,达到兴盛,文献记载当时平遥、祁县、太谷就有著名的戏班36家。在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晋中的鎏子,蒲州的戏子”。此言反映了晋中商人用重金(鎏子)聘请蒲州的艺人来加入当地戏班的事实。如清咸丰九年(1859年)榆次聂店富商王钺不惜投资重金创办“四喜班”,他从苏州购置了全副戏箱,聘请太原著名鼓师宏计儿、琴师杨友庆,诚邀蒲州十多位著名演员加盟。清同治七年(1868年),祁县商界大亨渠元淦创办的“上下聚梨园”,为壮大戏班实力,他派人到晋南、晋中各县张榜诚邀名角,并从苏州购置了全副的上等戏装。

  大量戏班的开办,培养出众多的戏曲艺术人才。据传,清道咸年间,蒲州(永济)“三义园”戏班的娃娃教出后,一个赛一个演技好,被祁县、太谷的票商花一千两银子买下,北上带到大同、张家口和北京从事演出活动。

  组建戏迷票社,探索戏曲改革

  作为戏曲艺术普及与兴盛的表征,山西各地出现不少以商人兴办的戏迷票社,不仅在平、祁、太地区盛行,在其它地区也广为建立。它虽是业余戏曲队伍,却对促进当地戏曲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传播土壤。

  太原“济生馆”票社,是由济生馆药店李掌柜倡办的,常以演唱中路梆子及昆曲自娱,票友、艺人纷至沓来,不少剧坛名宿也常光临献艺和切磋艺术。“上下聚梨园”戏班的乐师们对中路梆子的音乐唱腔、乐器伴奏等方面进行了艺术改革。太谷县任村的富商任印儿,自小喜读书,爱戏曲,善音律,他放弃科举考试和继承父业经商的道路,不惜重金拜聘中路梆子著名琴师彭根子为师,悉心求教,潜心钻研十多年,修订了中路梆子音乐曲牌二百多首;同时他还广泛收集蒲州梆子、秦腔以及山西民间吹打乐曲牌,进行归纳整理,将中路梆子唱腔和音乐伴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成为中路梆子史上第一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著名琴师。

  在这些票社中,太谷北洗村富商曹克让、曹三少父子的“三多堂”自乐班组织的赛演是最著名的。曹氏父子酷爱戏曲,自乐班在每年冬季都要集中各地名角举办为期一个月的赛演。届时,名角纷至,高手云集,为各路戏曲名家切磋和交流技艺提供了难得的平台。

  搭会馆、庙会之台,唱家乡之戏

  山西民间有“戏以商传播,商以戏繁荣”之称誉。山西商人在外经商少则半年多则数年,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就主要依托于家乡的戏曲,因此,晋商在异地普遍建会馆(会馆又被称为“关帝庙、关圣宫”等),内修戏楼,每逢农历五月二十三(关云长磨刀日)、农历九月十三(财神爷生日)或节日,就成为同乡欢聚、祭拜祖先、酬神唱戏、解除纠纷与联络情感的主要内容,并为此组织唱二十几天家乡戏。

  明中叶到清乾隆年间,随着政治相对稳定、商品经济繁荣,山西会馆的数量不断增加。据文献记载,清代,山西境内有会馆38所。在北京的55个商业行会,晋商会馆就占15所。作为山西商人经商落脚的城市――上海,晋商在宝善街曾开设“丹桂茶园”,邀梆子戏班常年在此演出,供山西客商欣赏家乡戏。华北地区是晋商贸易往来的地方,建于北京前门外大街的平阳会馆戏楼,是晋商与京城各界人士交流的场所,它也是中国现存历史上最早的一座室内剧场。东北三省也是山西商人往来商贸的地方。据《中国戏曲志 辽宁卷》记载,清代当地民间曾流传这样的民谣:“先盖庙,后唱戏,钱庄当铺开满地……”此言反映了山西商人在东北的经商生活,同时也揭示了商业和戏曲的依存关系。

  此外,东北三省、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北与西南地区等地方也都有山西会馆的设立。戏班随山西商人还远达包头、呼和浩特、多伦、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等城镇演出,甚至在这些地区定居下来。